东南亚各国正考虑减少煤电的使用，电力部门的能源转型正成为该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

近年来，东南亚因其投资门槛较低、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价格低廉、交通便捷和外商投资政策友好等有利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已成为承接世界制造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

《东南亚地区电力部门绿色低碳基础与路径研究》报告显示，从电力发展水平来看，近几年东南亚电力需求增长率为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电力投资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电力投资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以往以化石能源和水电投资为主，近年来投资清洁化能源趋势明显，尤其在光伏领域投资增长显著。从电力合作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能源政策和规划层面上有很大的交流合作空间。

在近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地区电力部门绿色低碳发展与合作对话会上，来自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合作组织、研究机构就东南亚地区当前面临的电力结构转型挑战，如何借鉴中国电力低碳发展的经验，以及怎样从政策及融资机制上促进东南亚电力部门转型等问题，提出了措施建议。

净零目标雄心勃勃

2020年以来，东南亚国家陆续提高了气候承诺目标。越南将通过立法支持其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作为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泰国和作为G20东道国的印度尼西亚也纷纷提出将在2060及2070年实现净零。文莱、菲律宾、柬埔寨三国因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减排积极性较高，其相对基准情景的绝对量减排高达60%—70%。而缅甸和老挝则尚未设立定量减缓目标（具体减排目标见表1）。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也制定了明确、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为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政策动力。根据《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 2016—2025》，到2025年，东南亚可再生能源需求占能源总体供应量的23%。各成员国也据此设定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其中老挝（59%）、菲律宾（41%）、印尼（26%）、柬埔寨（35%）、缅甸（29%）和泰国（24%）的发展目标均高于东南亚总体目标。

然而，在能源安全与能源经济性等现实压力之下，东南亚国家雄心勃勃的转型目标可能遇挫。

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秘书处处长李樱介绍，考虑到煤电逐步退出所可能带来的能源安全和社会公正转型问题，以及天然气发电的燃料成本波动显著等因素，短期来看，东南亚国家难以摆脱化石能源依赖。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的数据显示，东南亚地区整体的电源布局仍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计划在建的煤电机组共达78亿千瓦时，而面临提前退役与搁浅风险的煤电项目投资额约1240亿美元。

李樱表示，近几年该区域煤电技术清洁化趋势明显，但仍有大量的煤电项目具有较大技术提升与改造空间。

“东南亚运行的煤电厂平均寿命为十年左右，且年轻煤电厂占比较高。以印尼、越南、菲律宾三国为例，运行时间在十年内的煤电机组占比均已过半，大量年轻机组即将面临提前退役改造及资产搁浅的风险。”

李樱指出，煤电退出将引起能源安全以及就业等社会矛盾问题，加之当前全球能源短缺，因此，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煤电退役持谨慎态度。

在低碳转型的过渡阶段，大规模部署天然气发电一度成为东南亚多国的不二选择。根据《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东南亚地区规划中的气电装机容量是煤电的两倍。然而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天然气价格大幅波动，这也给规划中的气电项目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政策、基建配套不足

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且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热点区域。虽然东南亚各国为推动能源电力结构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是各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仍然存在资金短缺、技术手段落后、法规体系和发展规划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可再生能源投资存在较大风险和挑战。

从产业支持机制来看，东南亚各国实施的支持机制包括制定可再生能源目标、出台上网电价政策、消纳方案、竞争性招标等，激励政策包括税收优惠、优惠贷款、资本补贴和可交易的可再生能源证书等。在诸多支持机制和激励措施中，上网电价逐步成为推动可再生电力发展的核心政策。然而，在执行层面，目前东南亚各国上网电价政策更改频繁且具体机制设计还不成熟。

以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为例，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表示，印尼早在2012年就提出非常有雄心的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且该国地热能、生物质能，风电、光伏的资源禀赋也非常好。但是受制于电力部门补贴降低，到目前为止，该国的风电和光伏市场实际上还未启动。

在他看来，经济性是印尼发展可再生能源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印尼的电力行业非常依赖国家补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如果高于当地标杆电价（即项目需要补贴），就很难在当地规划层面获得审批通过。

他进一步指出，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如欧美、中东以及中国，一些大型新能源项目的度电上网成本已能和当地煤电价格持平，但印尼及越南等地，由于当地新能源设施的制造能力不足，尚未构建起配套的供应链与服务链，新能源的采购成本依然很高。

袁家海认为，中国在发展光伏政策中的一些经验非常值得东南亚国家借鉴，即先培养起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业，把全球光伏发电的成本迅速拉低之后，才开始培养新能源本地安装需求。

“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的交互推动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新能源电站的大规模发展又加速推进了中国风电光伏产业链的发展。目前虽然已有一些中国企业在越南和印尼建厂，但服务本地的服务链供应链尚未建立起来。”他指出。

此外，电网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东南亚除了经济发达的新加坡、文莱和比较发达的马来西亚之外，其他国家的电力基础设施都较为落后，尤其是最后加入东盟的四个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电力基础设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能源司互联互通处长马修·维斯坦腾介绍，目前东南亚整体网架结构较弱，高电压等级的线路较少，各国电力互联互通有限；且灵活性资源如抽水蓄能电站、调节性能强的水电站规模较小，电网调峰能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袁家海指出，中国与越南和印尼在能源政策和规划层面上有很多交流和合作的空间。比如，越南新能源的资源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但电力负荷中心集中在北部，中国风光基地远距离输电的发展模式也可为越南借鉴。

千岛之国印尼的很多小岛非常依赖柴油发电，成本高，污染大。袁家海认为，中国在解决边远小岛地区的电力供应及普遍服务，如建设小岛离网型以及新能源为主体的微电网等方面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与这些小岛地区分享，改善当地电力供应质量。

融资成本高，绿色标准与风险披露待改善

可再生能源发电在东南亚地区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缺乏资金支持和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业投资吸引力。

“能否获得融资资金，获得多少融资，是清洁能源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秘书处北京办公室负责人程琳表示。据他介绍，在项目融资方面，中国企业目前在东南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面临很多障碍，如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和金额较少、投资回报与风险承担不匹配、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且风险管控较难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东南亚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发展。

在他看来，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难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另一方面则是东南亚国家的信息披露有待改善。

“一些国家虽然已经设立了专门的框架，但仍缺乏一套标准化的指标来衡量其影响。” 程琳表示。

例如，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不同监管机构发布的标准不一样，会给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绿色融资带来困扰。当某项业务面对不同监管机构的规定不一样时，有些机构怕踩红线可能就不做了，统一标准可以减少实操层面的困扰。

他表示，目前GIP正与世界银行联合研究面对东南亚5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的绿色金融发展报告，将对5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定义、标准；信息披露；产品创新；支持政策；产品和市场规模以及央行参与绿色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进行全面梳理。

此外，部分东南亚国家尚未建立起全周期的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机制，仍存在环境效益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募资用途披露不明确等问题。例如，上市公司包括一些绿色债券发行企业，都面临着同时有几家监管机构要求绿色信息披露，但披露标准又有较大差异的问题，而且内容上被要求强制性披露的较少等问题。因此，投资者通过公开资料很难全面了解这些企业绿色融资的相关信息。

对此，程琳建议绿色金融的发行机构要强化信息披露，建立信息披露框架。一方面让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更好地掌握所持有资产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让金融机构了解自己可能会面临的气候与转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