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令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陷入“使命危机”。直到21世纪初，反恐战线的开启让中情局找到了新“使命”。普利策奖得主在新作中聚焦权力与情报间错综复杂的博弈。

1988年12月，苏联摇摇欲坠之际，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召开了一场闭门听证会，与会者是中情局（CIA）的几位顶级苏联问题专家。他们情绪低落，对没有苏联存在的世界感到茫然。

“苏联对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于我们作出政治判断的标准至关重要。苏联发生重大变故，其意义相当于美国自身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中情局苏联分析办公室主任道格拉斯·J·麦克伊钦说道。因此，对中情局的苏联情报分析员们来说，世界观和生计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如果苏联消失了，那些以此为职业的专家将何去何从？

不久之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短期内看不到明确的对手，美国对情报搜集的热情随之减退。中情局的预算被削减，特工被鼓励提前退休，海外情报人员陆续被召回。

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危机已解除，人类大多数重大问题也已解决，最激烈的“争端”不过是《老友记》和《宋飞正传》的收视之争。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地组织发动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恐怖袭击。布什在就任总统不到7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了36次有关基地组织的情报简报。然后，在2001年那个晴朗无云的9月早晨，2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纽约世贸双塔。危机重现，中情局也重新登场。

美国记者蒂姆·韦纳的新书《使命：21世纪的中情局》精准捕捉了“9·11”事件后在华盛顿蔓延的恐惧气息。世贸双塔倒塌两天后，当时的中情局反恐负责人科弗·布莱克在总统及国家安全团队面前作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报告。他承诺几周内就能“击败基地组织”。“拉登会死，扎瓦希里（拉登的副手）也会死，”他说，“等我们收拾完这些人，他们的眼球上会爬满苍蝇。”

布什对此十分买账。几天后，他在五角大楼用标志性的得州口音对媒体说，本·拉登“无论死活”都要被抓到。

然而，中情局情报分析员迈克尔·莫雷尔却没那么乐观。对于布莱克的承诺，他心里想：“他说得出来，可他做不到。我们可没有那种情报。我们也不具备那种能力。”这就是中情局历来存在的“阴阳”制衡：特工喜欢冒险，分析员则趋于谨慎。而总统们不出意料地更加倾向于冒险。于是，中情局派兵进入阿富汗。

中情局由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创立，其初衷是防止下一个“珍珠港事件”发生。然而，随着冷战的到来，中情局开始转变目标。艾森豪威尔曾秘密命令中情局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1961年，肯尼迪命令中情局潜入古巴、暗杀卡斯特罗。“自杜鲁门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曾命令中情局用武力和金钱在海外左右局势——当派遣海军陆战队不切实际时，情报手段就成了替代选项。”韦纳在前言中写道。

韦纳曾提出一个观点：几乎每一任中情局局长都让这个机构比他们接手时更加糟糕。他认为这种效应在21世纪依然存在，主要是因为政治力量持续干预情报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巨大压力下，中情局告诉白宫错误的情报，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成为中情局的永久污点。一位前特工对韦纳直言：“就算萨达姆只有一根橡皮筋和一枚曲别针，这些家伙也会开战。”

“21世纪以来，中情局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韦纳写道。起初，它几乎对基地组织一无所知，未能阻止2001年那场比珍珠港袭击更严重的灾难；随后，又因错误情报令白宫陷入恐慌，最终引发了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还爆发了虐囚丑闻。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带来的变化也比预期少。虽然他禁止酷刑、从伊拉克撤军，并批准海豹突击队突袭基地组织藏匿处并击毙本·拉登，但在更广泛的反恐战争中，他只是把酷刑逼供改成了无人机袭击。这依然造成了道德争议，让美国在海外不受欢迎，战争亦无法取胜。

然而，韦纳将最严厉的批评留给了特朗普。他详尽描述了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如何试图“制服”中情局。曾经，中情局最恐惧的是失去敌人。在基地组织，它又找到了对手；在伊拉克，它制造出了新的敌人。但在特朗普身上，中情局面对的是另一种对手——一个独断专行的领导人。韦纳认为，这是自本世纪以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最大威胁。若真有紧急情况发生，而特朗普试图借机取消选举或宣布戒严，又有谁能制止？若特朗普命令中情局“重建秘密监狱、颠覆主权国家或暗杀政治对手”，谁会敢不服从？

《纽约时报》书评指出，尽管本书内容丰富、紧扣时事，但韦纳似乎没有很好地引导读者穿越这座复杂的迷宫。面对不断出现的新人物和新局势，读者很难判断哪些人和事件才是真正重要的。

过于繁复的细节让《使命》读起来更像一本面向“内部人士”的读物。此外，书中大量引用的发言者或受访者，似乎大多数只是在借机攻击对手，或为自己的失误推卸责任，这让读者难以分辨哪些观点更可信。尽管如此，回顾中情局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发展历程，依然令人既受启发，又感到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