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始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近日陆续到期，但美方对取消关税却并不积极。对华贸易战本质上是美国两种焦虑情绪催生的产物：一是中产阶级危机，二是国力相对衰落。前者导致右翼民粹势力崛起，后者令美国鹰派政客对华敌意加强。美国政府一方面无力解决国内民生问题，只能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固守冷战思维，破坏全球合作，最终反加剧了自身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近日陆续到期，但美方对取消关税却并不积极，反而酝酿新一波对华经济霸凌。如美方坚持“政治挂帅”的错误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将在美国社会持续放大。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就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上任后于2017年8月对华展开“301调查”；次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根据该调查结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随后多次扩大对华加征关税范围和规模，对中兴等企业实施针对性制裁，并在中美经济谈判中屡次违背承诺和提高价码，致使贸易战逐渐升温。拜登政府基本维持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导致中美贸易战延续至今。

“经济行为”难掩政治工具本质

美国对华贸易战本质上是美国两种焦虑情绪的产物。一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中产阶级危机。由于美国经济自里根时代以来持续“脱实向虚”，美国制造业工人、小企业的生存处境逐渐恶化，整个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运动趁势崛起。特朗普等民粹政客将中产阶级困境归咎于“不公平”的全球贸易，鼓吹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维护本国劳工利益。

二是国力相对衰落导致的战略焦虑。一些战略鹰派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质疑自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认为美“允许”中国参与全球化是“战略错误”。他们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视作美国反华遏华的障碍，主张美国应进行对华经济“脱钩”。鹰派政客和右翼选民在贸易政策上一拍即合，因此对华贸易战愈演愈烈、难以收场。

从经济角度看，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弊大于利。仅2018年，贸易战就造成美国实际收入每月减少14亿美元，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每月多支出32亿美元。贸易战波及跨国产业链上的美国本土企业和劳工，事实上负面影响美国制造业。例如，美联储2019年初指出，美国钢铁行业在前一年损失超过7万个工作岗位。而截至2019年3月，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已达2008年以来的最高值6210亿美元，较特朗普就任时增加1190亿美元。由于从中国撤出的企业转向第三国，美国不但未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削减贸易逆差的目标，反而因为中美贸易规模缩减而损失了部分对华关税收入。近期研究发现，残存的特朗普关税至今仍给美国企业、消费者每年带来510亿美元额外支出。

因此，对华贸易战与其说是经济行为，不如说是反华政客对抗中国的政治工具。美国自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起，将中国视作首要威胁，美国贸易政策也围绕着对华竞争展开，包括建立排除中企的“安全供应链”、通过制裁封锁打击中国科技企业、抹黑破坏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拉“小圈子”重立国际贸易规则等。

“内病外治”加剧政治经济风险

回顾过去五年，贸易战确实给中国部分产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带来严峻挑战，但并未如美国鹰派所愿“打垮”中国。中国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开发国内市场潜能、强化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给自足能力。

面对少数国家另立国际规则的企图，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积极争取话语权，并加强南南经济合作。从根本上来说，只要中国保持经济活力、保持对外开放，美国就难以通过贸易战等手段构建排除中国影响、由美西方垄断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

拜登政府当然深知贸易战得不偿失。通常被视作拜登2020年选举纲领的《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一文指出，美国多数民众的工作生活依赖跨国贸易，经济保护主义不是缓解中产阶级焦虑的灵丹妙药。该文还批评部分美国政客热衷于“新冷战”等宏大议题，置美国选民利益于不顾，已引起选民反感。

然而在拜登就职后，新一任美国政府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地制裁中国科技企业，推进建设排除中国的“技术同盟”“安全供应链同盟”，还热衷于通过炒作“中国威胁”来团结选民和反对党。这说明部分美国政客对内无法解决中产阶级民生问题，只能通过指责所谓“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转移矛盾；对外抱有冷战式“零和”思想，执意破坏全球化与全球发展合作，到头来反而加剧了美国面临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为迎合反华政客和民粹集团，无论哪位总统上台，美国政府很难在经济领域软化立场。但贸易战无法解决美国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当前美国经济困境就是实例，而一味向外转移矛盾的美国执政者终将被选民抛弃。

到了2022年，面对通货膨胀和选举压力，美国财长耶伦等官员开始在对华关税领域释放和解信号。但是，部分战略鹰派仍全力阻挠关税减免，为反华不惜牺牲美国选民福祉。要想真正解决美国中产阶级的民生困境，美国不仅应停止对华贸易战，而且应改正贸易战背后的对华战略敌意，摒弃冷战思维，与中国共同探索和平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