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11月24日发表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评论文章。文章称,中美元首G20会晤临近,化解双方冲突已成为紧迫问题。替代选择会给双方带来严重风险,可能引发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冷战,甚至战争。上述风险避免的前提是两国作出有原则的妥协。
毫无疑问,两国一直存在严重冲突。但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声称的双边贸易逆差过大,而在于宏观经济失衡,即中国储蓄太多,而美国太少,导致双边无法解决的多边贸易失衡。
2017年美国与世界102个国家贸易逆差,而2016年中国与169个国家有贸易盈余。如果单纯挤压赤字国或盈余储蓄国多边不平衡的某个部分,那贸易不平衡将分配给其他伙伴。对美国而言,将抬高进口成本,类似于向消费者征税。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增加对其他市场的出口。
中国依赖美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主要外需。美国也同样需要从中国进口低成本商品,还依赖中国购买国债平衡预算赤字。而作为美国第三大、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已成为美国企业越来越重要的需求来源。
相互依赖的框架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了联合解决和相互妥协。当伙伴改变时,另一个伙伴的反应很可能很猛烈。
现阶段,中国扮演了变革因素,将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出口转向消费,从进口技术转向自主创新。同时,中国改变储蓄策略,不再有那么多钱为美国提供借贷。
不安的美国感受到威胁,因为中国正在改变既定关系。虽然特朗普对上述威胁所采取的行动远比前任更加激进,但不容置疑的是,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两党正达成高度统一。
2018年9月调查显示,占总数80%的共和党人(共和党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最大支持者)认为提高关税对美国有益。最具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如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已经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新冷战,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也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自身作为全球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在一个不断升级的威胁和反威胁时代,决不能忽视妥协的必要性。习近平和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提供了重新定义美中冲突的机会。我们应考虑如下四种可能。
市场准入:经过长达十年的曲折谈判,美中双边投资协议(BIT)正面临突破,双方均需让步。投资协议将提升两国跨国企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上限,取消中国充满争议的合资机制,美国一直坚持这是强制技术转让的机制,而在我看来美国这种坚持并无道理。双边投资协议还将扩大中国对美国注册资产的所有权,从而挑战不久前通过的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监管权的相关法律。
储蓄:两国均需作出负责任的宏观经济调整。美国需加强储蓄,彻底逆转去年不合时宜的大规模减税所带来的不计后果的预算破坏。重建储蓄而非关税是减少与中国或其他任何贸易伙伴贸易赤字的最为有效策略。同时,中国需减少储蓄,利用所积累的海量资金建设社会安全网,这与由消费者主导的经济再平衡有着重要联系。
网络安全:数字领域是信息时代主战场,而习近平和奥巴马于2015年9月达成的协议没有有效地缓解网络间谍、黑客攻击带来的紧张局势。两国应率先制定全球网络协议。
对话:两位领导人再次会晤无疑是件幸事。此前的会晤虽光彩夺目,但缺少实质。设立就关键政策问题(包括数据共享、联合研究和公私协商等)进行全天候合作的常设秘书处将更富成效。
鉴于美中近期充满争议的事态发展,人们很难对双方取得突破保持乐观。应当对照实质性内容清单检验习近平和特朗普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