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非法采金问题揭示了当地腐败和经济不平等的深层次问题。在苏门答腊岛（Sumatra），金矿商抱怨警方为杜绝非法采矿活动采取的严厉安保措施前后不一。尽管政府对少数非法矿商进行了严厉打击，个别非法矿商甚至最终锒铛入狱，但这一利润丰厚行业背后的多数非法寡头仍未受到影响。

非法采金（Pertambangan Tanpa Izin，或称PETI）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自1998年“国家权力下放计划”实施以来，情况变得更糟。随着中央政府控制的松懈和国家对寡头制约作用的减弱，地方寡头已经可以操控破坏环境的采矿业了。

在非法采金行业中，通常有两类寡头。一种是拥有几个小规模浮动采矿码头或矿坑的当地老板。另一类是地区寡头，他们的商业活动使用更现代化的机器，如挖掘机和推土机。

这两种寡头都对环境和当地社区构成严重威胁，但地区寡头危害更大。他们的挖掘机可以到达茂密的森林；而他们的政治权力、金钱和影响力可以为他们提供保障。寡头曾提供给北苏拉威西岛（North Sulawesi）前警察局长每月30亿卢比（合20万美元）来获得商业保护。因此，印度尼西亚各地经常发生警察和军事突袭，但很少有地区寡头被绳之以法也不足为奇。

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十分欢迎寡头为他们村庄带来的商业机会。对于那些有幸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黄金的人来说，非法采金可能意味着贫困的终结。这些土地所有者通常可获得非法采矿活动所产生价值的2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非法采金行为。在直落冷甲（Teluk Langkap）村，村民与非法采金的矿工因河流污染问题而发生血腥冲突，最终导致村中非法采金行为彻底消失。在萨罗朗温（Sarolangun）行政区的卢布克百德荣（Lubuk Bedorong）村，村民们强烈反对非法采金行为对环境的不可逆损毁，但他们的斗争并没有成功。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方，从加里曼丹（Kalimantan）到巴布亚（Papua）情况也是如此。

有关矿产和煤炭开采的第3/2020号法案允许地方政府将不超过100公顷的区域指定为公众可以自由开采的所谓的“人民矿区”（Wilayah Pertambangan Rakyat，或称WPR）。这一概念对地区寡头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可以游说省级政府将黄金含量丰富的地区指定为WPRs，这样他们就可以合法地扩展业务，尽管是以牺牲当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

虽然看起来可行，但因为非法采金通常在原始森林或河流中进行，WPR不太可能提供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如果这种开采合法化，会有更多此类开采活动，将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由于非法采金的影响，目前被化学污染已经浑浊的河流将变得更糟，会使村民无法获得干净的可饮用水源。

现在是雅加达（Jakarta）兑现其解决非法采金问题承诺的时候了。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 Jokowi ' Widodo）必须切断非法采金寡头从地方政府和安全机构获得赞助的网络。一些政客、警察、军人，甚至村长，都参与了非法采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佐科·维多多需要采取一项举措，让所有政府官员、政界人士和安保人员签署一项诚信协议来承诺他们将结束非法采金。占碑省（Jambi）的一些行政区已经实行了这种策略，但其执行效果不佳。佐科政府需要表现出一贯的执法强度和强烈的政治意愿，以确保非法采金业务中的每个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政府还需要优先解决非技术型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样他们就不会首先考虑通过非法采金谋生。

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克服橡胶价格从2010年前的每公斤2万卢比（合1.4美元）跌至现在的9,000卢比（合0.6美元）这一长达10年的暴跌。对日常生活依赖于橡胶的占碑省以及其他橡胶产出省份的数百万村民来说，价格下跌是一场经济灾难。这些居民中的许多人宁愿遵守非法采金寡头们提出的交易协议，也不愿从他们的橡胶种植园里一无所获；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寡头们挖得足够深，他们种植园的土壤中就可能会发现大量的黄金。

非法采金在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种行为有明确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雅加达需要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会看到寡头和他们的同行变得太强大而无法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