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当美英等国的军队攻入伊拉克时，盖特·阿卜杜勒-阿哈德还是一名建筑师。如今，他以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故乡如何在这20年的“暴力循环”里变得越来越陌生。

2003年3月，美国和英国出兵伊拉克，宣称要终结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并在该国实现民主。时至今日，整整20年过去了，大多数伊拉克人仍在受苦，看不到民主的影子。相反，战争打开了残酷的暴力魔盒，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其中就包括盖特·阿卜杜勒-阿哈德。

战争爆发时，阿卜杜勒-阿哈德还是一名建筑师。他在巴格达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当建筑师的业余时间也兼职摄影师。然而，随着炮火开始摧毁他的家乡，他逐渐转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并获得英国新闻奖等奖项。在新书《独在故乡为异客》中，他回顾了自己和其他生活被战争改变的人的际遇。

英国《观察家报》书评指出，伊拉克战争之前，多年的冲突和制裁在该国导致了人道主义危机，人们被剥夺了获得基本商品和服务的机会。这使得伊拉克人最初支持入侵者及其“带来变革”的承诺。但正如阿卜杜勒-阿哈德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人们的情绪很快就“从欣喜若狂转为沮丧愤怒”。

《观察家报》认为，虽然关于伊拉克战争及其遗产的书籍已经有很多，但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西方国家政权对伊拉克的一些设想。例如，许多外国记者认为，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很深的教派之分。他们说，除掉萨达姆只是释放了古老的世仇。《独在故乡为异客》提醒读者，教派之争是战争发生后，由流亡几十年后回到伊拉克的新统治者强加给伊拉克人的。他们需要一个基于教派争端的政治制度，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在自己不占优势的地方获得选民。

战前，各宗教和教派在社区和平共处。但在新的伊拉克，正如本书的书名所言，许多当地人开始感到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像个陌生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回忆称，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童年伙伴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这种教派争端也重构了物理地图，因为伊拉克的新领导人设立了检查站、封闭道路和隔离区，导致许多人在巴格达开车时会迷路。“花园和街角的寻常聚会也成为摩擦的来源，产生诸如‘什叶派与美国人合作……逊尼派正在杀害无辜的什叶派’这样的争论。”

伊拉克的新政治体系以腐败为基础。与萨达姆时代不同的是，这种腐败是分散的，新政党们为了掌管国家财产而互相竞争。官僚们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掮客。书中描写了一位供职于国籍和护照局的“大腹便便的官员”，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而是掌握着谁能得到护照的权力。他的决定往往基于贿赂与否。“我只收500美元。”他得意洋洋道。另一个投机商在人口走私中看到了商机，支付几万美元，他就承诺可以确保你安全抵达欧洲。他向冒充“客户”的作者推销称：“你愿不愿意花钱确保在两年内获得瑞典护照？”

在这条利益链的顶端，伊拉克的新政府领导人成了亿万富翁。他们将大量政府年度预算转入自己的私人账户。作者指出，他的祖国变成了“一个富裕的石油出口国，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没有工作，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缺乏电力或饮用水”。这种愤怒导致了对萨达姆时代的怀念。

普通人的生活也被军事化了。一个“安静的学校文员”变成了民兵部队的指挥官。医生变成了圣战分子。枪支无处不在。

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告诉自己的学生，伊拉克不是一个教派国家。这个身材高瘦、面容开朗的教师因此遭到报复，枪手们在学校外面等着他，向他开了三枪，导致他永久瘫痪。许多学生加入了民兵组织，反对任何异议者，包括自己的老师。这名教师对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他告诉作者，“真正的灾难将在这一代人长大后出现”，因为他们只知道“恐怖和宗派主义”。

《泰晤士报》书评指出，新的伊拉克政府军是“一个混杂各种力量的组织”，包括什叶派民族主义者、萨达姆式的独裁主义者，以及美国的各种武器装备。与之抗衡的是逊尼派叛乱分子，他们的队伍因外国圣战分子的加入而壮大。这些人通常来自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讲的是作者之前“只在历史剧中听过”的古典阿拉伯语。

伊拉克叛乱分子的目标是夺回失去的地位，而圣战分子则想制造更大的混乱。于是，最初以赶走美国人为目标的伊拉克叛乱分子只能反过来寻求美国的帮助。一名逊尼派武装分子在2007年对作者说：“如果美国人离开，我们会被屠杀。”

到2009年，伊拉克内战的第一阶段结束，但很快被邻国叙利亚的冲突重新点燃。叙利亚长期被伊拉克圣战分子用作基地。2014年，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几天内夺取了摩苏尔。

2019年10月，成千上万伊拉克年轻人走上巴格达等城市的公共广场，要求结束2003年后的政治制度。抗议很快被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受伤。“对于那些要求民主的人来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与20年前的承诺相差甚远。”阿卜杜勒-阿哈德写道。